可见法、法律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的、精巧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而实行法治、贯彻依法治理，则是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和公正廉洁执法的必要前提和基本要求。
三是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第二，把公民法治教育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
这就要进行调查，这个地方有多少孩子，入学率多少，政府有没有财力在高中阶段提供义务教育。二是回避原则，如果专家论证的项目或产品和自己单位的利益紧密相关，就应当回避。要做到政府程序、责任法定化，相应的法律还不健全。收容遣送涉及到人身自由，有关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属于法律绝对保留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由行政法规规定显然是违宪违法的。政府、政府机构有哪些职权？权力清单怎么列出来？这涉及到政府组织法的健全、完善。
这对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三是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人民高度参与立法，认同法律，则人民守法的义务就来自于人民自己的承诺。
人定法和生成法的生命力和神圣性不一样，以至于今天中国很多的人定法，其认同度还不如封建时代的法律。政府都不守法，法律的权威就无法树立，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大大受损。习近平提出，要善于利用法治这个集中体现现代治理本质要求的方式其次是增强抗制犯罪的手段并强化检察官打击犯罪功能。
除了制度性变化因素外，德国检察官沉重的案卷处理负担，也使他们难以介入侦查程序并在取证过程中承担客观义务。为了切实保障检察官的客观性而不使其仅仅成为一个标签，可以考虑通过设定单独的职业法(即检察法或检察官法)，强化客观性规范，并注意在组织体制上保证客观性。
在此基础上，第153条规定，如果履行了检察官设定的经济责任和遵行检察官指示，可以终止追诉的程序。其一，建立参与式侦查程序，进一步加强侦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其二，改善被害人保护机制，刑事司法将更多地考虑对被损害权益的恢复;其三，增强控辩关系中的协商与合意要素。根据这些立法和其他繁多的刑诉法修改法案，给包括检察在内的刑罚追究机关带来职权上的极大扩张。随着德国法治国思想核心主张的全面推进与实现，1960年前后，因法官法草案的拟定，检察官法律定位问题引起法律界和学术界的再次大辩论。
而且根据后来的法律修订，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检察官有转移责任形式的权力。上述立法及司法，即将刑法和刑诉法当作犯罪抗制法的景象，使得本来就缺乏内在逻辑协调性的检察官客观义务，在近十多年间已经显出进一步弱化的趋势。同时，在侦查和审判程序中强化辩护功能，有利于平衡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配置，抑制检察官在刑事追诉过程包括在协商法庭中可能存在的偏颇，弥补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局限性，使刑事诉讼整体的公正性得以提高。辩论的结果是使检察官实质性地取得了和法官平等的准司法地位，尤其体现在独立性保障和薪金保障制度上，由此大大增强了检察官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这使得作为检察官客观义务核心内容的搜集证据方面的客观义务，在相当程度上被虚置。著名德国学者赫尔曼教授就曾批评法律实践偏离法律条文，指出在法律上由检察官负责侦查，但实际情况却是警察常常自主地将侦查程序进行到底，然后才向检察院移送侦查结果。
在检察官拥有巨大的司法资源的情况下，如不赋予其客观义务，对刑事诉讼保障人权功能的实现将是一种灾难。警察侦查权限逐步扩展并且仍在继续扩展，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现代刑事侦查活动日益技术化，而检察机构无法像警察那样配备相应的专家。
除以上因素外，德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正在进行，拟议中的变革还可能进一步影响检察官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三、检察官客观义务论仍应坚持 在上述背景之下，一个关于检察制度的问题被严肃提出:是否放弃检察官客观义务这一虚置的模式，以国家安全利益和刑事追究利益为根本，使检察官向一个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追诉组织的角色上变革，即实现检察官的当事人化，同时让辩护人更多地承担出罪的责任。集中营管理者对被拘禁人的侵害无从追究责任，盖世太保可以主导侦查程序，检察部门成为被第三帝国国家权力所支配的机构。而开启这样广阔的空间难以充分兼顾真实和正义，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检察官作为客观义务机关的角色担当。再次是警检关系方面警察权力的强化以及检察官审查制约功能的减弱。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下，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国家安全和法律秩序成为主导观念，检察客观性理念也因此受到冲击。
德国基本法第92条也确认了这种区别。联邦和州的宪法保卫机关、军方的反间谍部门和联邦情报局，在监听、电话通讯的录音，以及秘密开启检查正投寄中的信件邮件等权力也有了重大拓展。
为此，首长指令权和检察官报告义务，特别是司法部长的外部指令权，应被认真检讨，以保障检察官独立性。值得注意的程序法修正如:未决羁押的扩展，如按照刑诉法关于再犯之危险和行为严重性的规定实施羁押;强制侦查手段和侦查技术的扩展包括使用窃听的扩大，电脑检索搜寻案犯，分子基因(DNA)检测分析，安插秘密侦查人员等。
而且，在警察方面，很多组织联合体(州刑事犯罪调查局、联邦刑事调查局、国际刑警组织、欧洲刑警组织)配有国内的和国际的数据网库，警察可以与之联接。控辩双方对抗与协商因素的增强，可能使程序更能由当事人主导，对于实质真实的追求将一定程度上替换为形式真实原则，以至于刑诉法第139条即关于交叉询问的死的条款，可能在借鉴对抗制诉讼的背景下被激活。
而介入这些技术性侦查活动，对检察官而言是极大的工作负担。德国检察活动具有起诉法定主义的传统，但现行德国刑诉法第153条认可了微罪不检举意义上的起诉便宜主义。因此，刑事诉讼允许被告人在合法性前提下可以有偏私地采取有利于自身的行为，但与之相反，检察官作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却不能是偏私的，而应当是客观公正的。为此，必须要求检察官全面收集证据，德国刑诉法第160条第2项关于检察官全面客观收集证据的规定，仍应被认为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核心规定。
联邦警察(前身是联邦边境防卫处)和情报部门(如联邦情报局)配备也已得到加强。德国检察制度与生俱来的深层次矛盾，即检察官作为世界上最客观的官员，与检察机关作为科层制官僚机构之间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关的功能性矛盾——既代表国家刑事法益，又成为法律公正实施的守护神，并未获得根本解决。
据统计，他们每人每年要处理刑事案件一千多件，检察官既没有时间去直接实施证据调查，也没有时间去指导警察搜集证据，因此大部分案件的侦查工作由警察独立完成。首先是程序提速和起诉便宜原则的引入和扩张。
检察官承担客观公正义务的根本原因在于刑事诉讼特殊的结构与机制。该程序允许在被追诉人作出一定给付的条件下终止追诉程序，因此被认为是一项以交付赎金来替代追究刑责的措施。
检察官客观义务概念和相关制度源于德国法，与德国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构造以及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人的制度定位相关。检察院没有足够的人员，也根本不可能执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模式。对德国法中正在发生的借鉴当事人主义倾向，德国法律人和法学学者普遍持欢迎态度，但即使如此，主流意见仍主张不能放弃检察官客观义务，甚至主张为保证检察官客观性应考虑必要的制度变革。1945年以后，在德国司法制度重建的过程中，检察官作为客观性组织的理念被重新提出并得到信奉。
因为在这种刑事威吓体制的架构下，检察官不可避免地更多地从有利于打击犯罪方面去考虑问题，由此形成一种趋势，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刑事追诉，强化了检察官作为一方当事人，即国家刑事追诉利益的代表人的角色。检察官客观义务，即检察官超越其控诉人角色，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的义务，表现为搜集证据对犯罪嫌疑人有利与不利方面同样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诉讼关照，必要的时候甚至为被告人利益提起上诉等。
首先一个问题是，一方面，被告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严重限制，而且面临可能遭到刑罚的威胁，而检察官总比被告人拥有强大得多的手段和资源。检察官作为客观义务履行者的角色也一直被强调。
同时，检察官采取侦查措施包括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必须合法有据并遵循比例原则。检察官抗制犯罪的职责与权力的强化，使检察官客观义务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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